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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成就永存史卷

　　 我们这一代人在几个历史重大问题上，不能交白卷。在众多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是最为出色者之一。主持人让我总结高华先生的学术成就，我不合适。还是让我作为高华的朋友，一个与他交往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讲高华这个人，讲讲高华这本书。

　　高华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有两件事无法回避，一是文革，二是改革，这是我们的生命底色。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写，后代人也可以写，但文革的历史，必须由我们自己来交这个答卷，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交白卷。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通过各种文本、各种方式，陆陆续续地交出了答卷，但在众多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是最为出色者之一。他深刻挖掘了文革得以形成的老根——中共党内生活之渊源。文革发生已经有四十多年来，到现在还是一个聚集风云的话题。在历史上，它还会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命运一样，让多少代人持续不断地争论下去。但无论是后面有多少代人参与讨论、争论、辩论，它绕不过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所交出的答卷，绕不过高华这个人。

　　高华让我最感佩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研究生考试，我们这一代人进入历史系有很多人，但对于党史专业，基本上是回避或拒绝。高华毅然敲门，破门而入。这是需要勇气，需要担当的。20年前，在那个年代选择历史专业，进入这个大门以后，再去敲党史这第二扇门，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是在怎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来写那本书的：是收音机里传出苏联八一九政变的广播，在一个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里摊开稿子，黑夜奋然命笔。今天的学术氛围没有根本的变化，只是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多了，开始是人抢钱，现在是钱抢人，大学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其实是人民币淹没，能耐住寂寞不申请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谓课题的人几乎没有了。2002年我与高华参加夏威夷国际会议，为节省经费，会议安排我们住暑期空出的夏威夷大学学生宿舍。我们俩人住同一房间，曾为此感慨并预感学术氛围在表面繁荣的假象下更为崩坏，80年代最后一年开始形成的“第二学术圈”将逐渐瓦解，被体制内“第一学术圈”分化吸收，我们的日子将更为艰难，只能相互打气，文雅的说法叫“共勉”。但高华坚持下来了，我们可以去查高华在南大的学术履历，在取得如此学术成就、获得海内外高度赞誉的同时，他是否申请过一个“国家课题”？高华留下的这一成就，对那些动辄以是否取得国家课题来量人度己者是一个有力回击。

　　高华当时进入这一行，我一直觉得很惊讶。太难出成果了！有想法，有书稿，怎么能流传下来？一辈子锁在抽屉里？那实在也于心不甘。高华用他一生的经历，最好不过地回答了我的困惑，第一，在最不可能出成果的地方，他出成果了；第二，还不是一般的成果，一个大大的成果，一鸣惊人！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他没有交白卷，交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卷。我们今天在追悼会上看到，余英时先生也写了：“读过高华先生的书，很佩服”。

　　其次，我们今天在这个民间场合，不能不正面谈谈今天上午校方主祭时回避提及的高华这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的学术成就，上下两代人，同时交口称赞，这是不容易的。上面一代人，我以现在党内所谓“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方老先生为例。他最近写了《党史笔记》两本，一而再再二三地引用高华这本书。我与何方老先生有两次交谈，一次在上海交大，一次在北京他寓所，两次都谈到这本书。须知何方先生眼界是非常高的，不用说跟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与他的同代人，他都直言不讳。我就知道他和李慎之通信中，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坦率批评，慎公是有傲气的人，他对他们同代人非常挑剔，但慎公曾对我说过，党史这一块，他重视何方的意见。而在谈到高华这本书时，何方竖着大拇指，连声说好。让一个延安整风的过来人，而且是有高层阅历的过来人，来承认一个后代人完全靠资料，而且是公开的资料不是什么秘辛传闻，写延安整风，竟是一部信史，靠得住，绕不开，这是不容易的。

　　下一代人中，我问过，我教过书的，或者有交往的晚辈，党史这么多书，你们看过哪些？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看过《红太阳》（编者注：即《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当然，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复印，不是看的香港原版。一个人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但是能够得到国内年轻读者这样广泛的响应，在我们这一代人，是很罕见的。高华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传播发行都受到限制，但在中国大陆，上中下三代人，该看还是都看到了，读过了，多少学党史的后来之辈，都在千百次地引用，仅此一点，作为一个学者，高华就足以自慰，足以傲视体制内那些蝇营狗苟的众多伪学者。

　　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这三块当中具有里程碑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高华选择12月2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走了，他走而无憾，无论是这个人，还是这本书，都永存史卷。

2011年12月30日下午 南京（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萧功秦（上海交大政治学教授）：儒家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的典范

　　我可以说是高华的老朋友了，大概与他交往有33年之久。1980年前后，那时我是南京大学的研究生，高华是本科生。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在交往。我和他在台湾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一起去逛重庆南路的书店，几乎是无话不谈。他每一次到上海来，我骑着我的破摩托车，到他那个狭小的阁楼上面去找他，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然后他把我送到楼底，我就开着摩托车离开。

　　那么多年来，我觉得高华的身上，他是把儒家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得最完美的一个人。他为人处事，充满着儒家的那种风度和风范，既内敛又有非常强的责任感，有“天下为公”的精神，同时在思想上又是充满了宽容。我觉得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儒家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和自由主义理想有如此完美结合的人，他是首选，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典范人物。

　　我要谈一下对他的史学地位的评价，我曾经说过，他和在座的很多学者用自己的一生的努力，形成了一种学派。我把它称为叫“新实证主义”学派。包括杨奎松、沈志华、韩钢各位，他们是在治史过程中当中逐渐形成的相同的研究风格的。高华曾经也偶然说过这个事，他说，实际上我这个研究可以称为“新实证主义”。为什么叫“新实证主义”呢？它反对过度解释。它一定要从材料当中、从史料当中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是反对对它进行教条化的先入之见的过度解释。通过对史实的发掘，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用常识的理性去感动人、去说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华可以说是这一学派中的佼佼者。

　　不久以前，我在重庆、成都的一个会议上，做一个长篇的关于中国史学的发言，内容就叫做“新时代需要新史学”。我特别提出了“新实证学派”及其重要意义，特别指出了高华本身的作用。我说，高华的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留给一百年以后的子孙的一个礼物，让他们看到我们是怎么反思历史的，我们从历史当中获得了什么，我们感悟到了什么，我们希望什么。

　　高华那么多年的努力，我把它总结成三点，作为我们历史学者，作为后一代的历史研究生们、大学生们值得吸取的经验，或者说可以从那里得到启示的。

　　第一点，我觉得，他的成功在于他具有一种超凡的洞察力，我把它称为叫“历史的悟性”。所谓的“悟性”，就是说当你用有限的信息，来还原整体历史的那种能力。你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你是依靠这种感悟，把整体面貌还原出来。这种能力在高华身上是非常突出的。他曾经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杨尚昆的儿子，读了高华在《南方周末》上写的《《初读〈杨尚昆日记〉》）一文以后，就专程到南京来找他，对他说，我到南京来，就是我对你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对我父亲是如此地了解？我曾经问过我们家族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认识你，但是你写我的父亲确实非常真实，你把我父亲内心世界点活了。你把我父亲讲到点子上去了。你到底是认识我们什么人？高华说，你们家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是看你父亲的日记。

　　高华这种洞察力我觉得是历史学家最可贵的。人们说。历史学需要史才、史学与史识，而史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感悟力。当你读了二十本书，就能通过悟性得出人家看一百本书才能得出的结论，那就是你的一种悟性。高华身上这种东西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点，我觉得他有一种儒家所具有的那种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他没有进入体制。他虽然在体制里生活，但是他和体制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从来没有申报过官方的课题。他在这种边缘状态当中，自得其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在边缘状态那种自得其乐，就是儒家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

　　第三，他身上表现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一种口号，而是通过人生的经验，通过自己体认，去追求这个社会的真善美，从而写出他的著作来。

　　他这种责任感，就是通过他的这种事业表现出来的。那么多年，可以说，我认为他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朋友，我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当他到上海来开刀的一天，因为是好朋友嘛，我就干脆把纸捅开了。我说人生来是有限的，也许你可能比我早走，我们很多人比你晚走，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十亿年这个生命历程来说，十年不过就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人生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他当时非常感动，他把这句话告诉他的太太。

　　在他过世的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想像着他在天堂里的样子。我想像着那是天堂里一个朦胧的早晨，他一个人，坐在一张长椅子上，有点孤独。我总觉得我们大概总有一天，会去见他的。我想像着，在这个长椅子上面，继续着我们的长谈。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祭高华

　　我在（2011年12月）24日，高华先生去世的前三天，有幸能和他在一起。我正好来南京，去见他。上午大概九点半到病房，谈到十一点半，聊了很长时间。我对生命有一点敏感，可能是我以前干过兽医，对生命非常敏感。今年年初我已经来过一次了，我感觉高华快不行了，生命似乎正在从他的躯体里离开。那时候我都快控制不住。小刘跟我说你千万别哭，你跟他聊，聊得开心点。在我的感觉，其实高华对自己的走，有感觉，但是他非常坦然。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说，你现在被“五毛”围攻，不要理他们。他说过多次，他一直在看我的微博，看我的博客，每天都看，在病床上，就用手机看。他说你做就行了，别管人家怎么骂。多年以来，我写博客上微博的时候，我都在想，高华在看，高华要看，所以我每天都更新。

　　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学术上的事，现在最新的史料他都知道，学界的事他也都知道。

　　大家都说好多高华的事，大家对他的评价，我都认同，只补充一点，高华其实在我眼中，是一个挺好玩的人。他有很儒雅的一面，有很严肃的一面，但是他确实是很好玩的人。我记得是2008年还是2009年，熊景明组织了一次活动，有秦晖和章诒和等参加。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高华要拉我表演节目。我说我们唱什么，他说唱“我们是害虫”。我说怎么唱这歌，他说我们现在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我们唱完了，大家都乐死了。他就是特别好玩的人。

　　我和他交往，其实很晚的，但确实走得很深。我很看重他，他也比较欣赏我。他有非常童真的一面，他给学生上课也好，讲课也好，甚至谈学术也好，那是另外一个高华，我看到更多的他是一个小孩的形态，特别好玩。我看秦晖也是这样。他完全是一个赤子之心。不是一个胆大的人，但却把天给捅了个窟窿。

　　他之所以走这条路，真的是驱使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这是良知驱使不得不这么做。他身上的恐惧比我们都要多。这种恐惧我有，但恐惧在他身上的影响，比我们大得多。我感觉到这点。他也后悔过。得病之后，他有一次给我说：哎呀，我还是做古代史好，不接触这样惨的材料，不揭露黑暗，可能好一些。我说你已经不可能了。他说，是啊，不可能了，根本不可能去做古代史。

　　我走到今天，从一个书斋学者变成经常批判现实的人，高华一直在支持我，我只要出了新书，每次都是他第一个给我掌声，包括我对史学界的批评，他也赞同。我只想说，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那天聊完之后，我回去之后，心情非常不好。我当时就感他真的很快就不行了。以前也想过，高华是不是就要彻底走了，但是这一天到了的时候，还真是受不了。

　　那天，熊景明老师给我说，你手快，能不能代替大家写一篇祭文。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就写了。

　　祭高华

　　风起钟山，哲人其萎，凛凛雪雨，草木凋零。今我来兮，斯人已去。哭君壮岁，英年早逝，锦绣文章，更待谁书？哀君事业，中道崩殂，历史真相，何由得明？怜君家人，孤孀弱子，大树摧矣，何枝可依？伤君门生，痛失良师，庭训堂听，寂寂无声。忆君，惜君；念君，哀君；思君，痛君；哀哉高华！惜哉高华！痛哉高华！伤哉高华！高华之后，更无高华！君去之后，国有难事，谁与相析？我有佳文，谁其击节？重九登高，使君不在，遍插茱萸，更少一人。雪夜围炉，君其逝矣，促膝晤谈，永稀哲音。君逝之日，天黑如墨，鬼蜮成阵，遍地狼犬，深巷警笛，文网深密，靡有孑遗。无良当道，阿谀成风。良士遭难，佞人乘龙。斯世斯景，君去天堂，我留人境，忍待天明。
　　
天丧英杰兮，上苍不公。朋辈成鬼兮，怒向刀丛。欲聆君教兮，天人永隔。斯人其逝兮，再无知音。长歌当哭兮，泣不成声。天地惨然兮，共我一哭。哭天，哭地，哭南大，哭我良朋。谨以馨香一束，香草几枝，鲜花数瓣，献于君前。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杨奎松（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希望有更多的高华继承我们的工作

　　我想，高华走了，我们最难受的一点，是跟我同道并且从事同一工作的人，又少了一个。这么说，其实刚才朱学勤也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学历史的人很多，研究历史的大家也很多，但是真正从历史学的方法来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共史，比较系统地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却极少极少。到今天为止，我们剩下的人，如果大概计算一下的话，可能也就只剩下三四个，四五个了。而且，剩下的也基本上都五十多岁，后面的年轻人基本上还没有跟上来。多数还只是在做个案研究，或微观研究，或比较小的问题的研究。

　　刚才和李蓓蓓老师还在讲，我们现在真是很难寄希望于年轻人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谋生活，他们要求他们的学位，求他们的职称，要养他们的家，所以他们很难坐冷板凳，每年必须要想办法发表几篇论文，而且还必须要在国内发表，要发表在什么核心的刊物上，必须申报和完成这样那样的课题，必须要在国内出版通过审查的专著。只有这样，他们在学术上才能得到认可，才能评职称，但这样他们也就首先必须要政治正确。

　　我们这些人走到今天，现在已经不求这些了，也不怕别人认不认可了，也不担心生存方面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什么。包括高华先生，我们一直在讲，高华整个的经历，其实和我们在座的同龄人都差不多。我和高华都当过八年工人，也是文革以后上大学的，然后也都一直在做学问。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高华的书出得不多，文章也出得不多。《红太阳》这本书是2001年出版的，之前他没有出版过专著。而且这本书也是在香港出的，在大陆只是两三年前才集了一个集子。为什么他出的书和大部分的文章都出在海外，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这说明他研究的那些对象，包括他研究的那些问题，一多半在大陆几乎不能发表，不能出版。

　　包括《红太阳》这本书出来，对他影响很大，大家刚才也讲了。问题是，它除了带来了学术上的，或者说研究能力上众多的称誉以外，它是不是更多地给他带来的是压力，是精神上的困扰，还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呢？

　　讲到这里，我不能不说到高华的病。高华是我推介，包括帮助引进到华东师大去的，我做了很多工作，他也确实一度正式在华东师大上班了。但是，我最后悔的也是……也是这件事最后没办成。所有都成了，但最后又失败了。以至于他回去没多久，就病了……

　　所以，今天在这里纪念高华，我个人最希望的是我们还能有年轻人，来继承我们未完成和无法完成的工作。

　　谢谢大家。（抽泣）█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许纪霖（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一介书生的高华

　　我认识高华已经二十多年了，1989年之后，在大家最绝望的时候，我们一群朋友聚集在一起撰写《中国现代化史》高华作为重要的作者之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期间，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在默默搜集资料，要写一本关于延安整风的书，这就是《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这是一本写给历史看的书。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不知道是否会带来麻烦。90年代不像今天，已经有了比较成规模的民间社会，有媒体参与，有民间出版，有海外渠道，还有网络空间，可你写什么东西大家都能读到。高华在动手写《红太阳》的时候，是孤身一人、他默默无闻，生活艰辛。他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在做一件不知道结果的事情。

高华不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他从小是在阴影里面长大，父亲是右派，文革的时候，为了躲避杀身之祸，一度逃亡，家门口贴满了通缉他父亲的通缉令。高华的一生都生活在莫名的恐惧感之中，这种恐惧感笼罩了他的一生的。他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太懂中国历史了，在政治上比一般人还要谨慎。他对政治本身没有兴趣，但他有良知，有学术上的担当，有说真话、揭穿历史真相的内心冲动。这种冲动超越了功利，不追求任何世俗的回报。

写《红太阳》时候的高华，几乎一贫如洗，只是一个副教授，在学术界很边缘，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应该尽快解决职称、拿几个课题、赚些小钱。但高华真正关怀的，却是历史真相。他明白书出版之后可能会面对什么，有过一些犹豫，但最后决定还是要写。写的时候不再考虑出版，作好了为抽屉写作的准备，反而可以秉笔直书。稿子出来之后，在很小的朋友圈中传阅，大家一看，非常震撼，这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高华以自己出色的历史理解和想象力，还原出权力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对已有的历史正当性是摧毁性的。我最先推荐给香港的天地图书公司，天地公司虽然知道是好书，但觉得过于学术化，有点犹豫。书稿到了金观涛先生这里，他领导的香港中大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刚刚开始以香港中大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图书，虽然经费困难，但马上拍板决定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观涛当年说的一句话：从此大家会知道谁是高华。

《红太阳》的出版给高华带来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结果，比他想象的还要更严峻。他后来的处境，对他最具有杀伤力的，还不是有形的那些被体制边缘化，而是无形的恐惧感，我觉得他后来的得病是与这种压力直接相关的。但高华都承受了，他患病以后精神上有一种很大的超越，眼神越来越明亮和坚定，不仅是面对死神，而且也淡看了人间风雨。高华本不是一个豪杰，他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内心里面有书生的纯粹和意志的韧劲。

　　他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向这位老朋友致敬。█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坚守和超越

　　我和高华认识有27年了，当时他刚刚进入南大历史系，我也进入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那时他还住在上海路那个小房子里，厨房是公用的，我去他家的时候，孩子还很小，他自己的书桌也非常小。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楼板上全是堆满了报纸，旧的报纸和书籍。他在《红太阳》后记中谈到的一些经历，当时他就给我们谈了一些。

　　我觉得，我和他能走得近，可能就是价值观相同。我们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但都有一个情结。这个情结就是虽然文革过去了，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远了，但是好像永远都缠绕在我们心头。就是说这是一笔账，也是一个金矿，要把它挖出来。那个时候，中国开始传进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谈，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东西，我们这代人对不起中国这段历史，也对不起中国十几亿人民。所以他一直做这个，是令人感佩的。我后来心里也有一个感叹，就是古人说的“察见渊鱼者不祥”。他做的这个工作，除了材料的问题，其实是研究一个非常黑暗的东西。他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去做这个东西，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我觉得是非常难。我自己就躲避了，读研究生的时候，读古代文学去了，逃避了。而他却能够直面这段现实，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文革历史。所以我觉得他后来生这个病和这个还是有关系的，长期地研究这些东西，身心会交瘁，我自问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溃的。

　　所以，他的书出来以后，我觉得就是做了一种，可以称得上非常伟大的工作。就是捍卫记忆，寻求真相。而这个恰恰是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现在这些年轻人，这几代人应该继续做下去的工作。

　　刚才也有老师谈到，我们现在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盛世时代。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需要我们面对很多当下的事情。应该说，对年轻人来说，要不断地积累知识、开阔视野，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应该是把自己长期思考的东西赶快吐出来。

　　高华我知道他的性格，也能感觉到，刚才许纪霖老师说得好，这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有一种无端的恐惧感。我和他谈话时，能够感觉到。他如果做别的研究，也会做得很好，但最后，他为了他所钟爱的事业还是坚持做下去，这仿佛是他的使命，是飞蛾扑火般的运命，实际上他写出来的东西证明他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他本来的那种性格。

　　最近两年，我们还偶尔见见面喝喝茶，他那时候都是对自己的病有信心，实际上是对年轻人有信心。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史识，都是值得感佩的。对我个人而言，我自己也要抓紧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最近又在悼念哈维尔，他们那一代人当时提出来“现代最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这是一个意义消失的时代，而知识分子则应当要坚守意义。他们那代人坚守了意义，而且他们看到了成功。所以我相信我们坚守意义，我想几十年，几百年，哪怕就是在等待戈多吧，还是会等来的。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严搏非（上海出版人）：最好的纪念

　　前两天，就是高华去世的那天早晨，他的学生打电话来。（高华走了）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在走向死亡。最近这两年，走的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很快就要走向生命终点。

　　高华的出现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中国近当代历史领域，尤其是在中共党史这一块，会出现像高华、奎松、志华这样出色的研究群体，出现这样几个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和高华也认识很久，有二十来年。最早是在八十年代，高华到上海来，当时上海还有一些朋友也是在做党史研究，但是这一群人后来真正留下来，一直往前走的，就这么几个人。就像刚才奎松讲的，真的是“空前绝后”。但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它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往前走？

　　我记得前两年，好像是2008年，高华在上海，我们一起吃饭、谈事情。那时候他已经确认得病了，他放弃了他的《国史》的写作。那个《国史》他已经写了两万多字，但是他不准备再进行下去了。他说，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重新修订《红太阳》。他说大致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需要改动，已经准备了十几万字的材料，而且不仅是简单的修订，不仅是增加材料，还包括一部分叙述的改变。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到今天为止，好像还没有做。

　　最近这两年，我跟高华通的电话也不多，每年也就是两三个电话。我注意到他这两年，是在努力地把他想说的话讲出来。他不断地有文章出来，尽管还是在谈历史，但是整个关怀全在当下，立场和思想非常清楚。但修订《红太阳》这件事却还没有做。我相信这个稿子已经在了，尽管不一定完整，这个工作，希望有人能做下去，把他这部分稿子整理出来。这将是一个对高华最好的纪念。

　　最后我想说，高华的生命，很可能象征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们可能被注定了要抱憾终身。但是一代人还是要做一代人的事，对于我们而言，时间紧迫，有想做的事，有想说的话，尽快去做它。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熊景明（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拂去历史的尘埃
　
　　高华走了。圣诞假日最后一天早晨，打开邮箱，竟有五封邮件带来这同一噩耗。他的学生传来记录他最后几天的日记：“高老师今天精神很好，头发也整整齐齐，也许是便血之后，高热退掉了，肚子也没有原来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师旁边，轻声读圣严法师《智慧100》中解法句经的一小则文字，经文曰：无乐小乐、小辩小慧，观求大者，乃获大安。我对高老师说，高老师一直持大历史观，注意历史的延续性，从大处着眼看透历史，难怪内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静坚强得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谓‘乃获大安’。高老师躺在那里笑了。”

　　高华在这个与他的研究工作极为相关的日子——12月26日去世，让人感慨。他1954年出生于南京，“文革”期间做过八年工人，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便留校任教。他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八次印刷，2011年还出了简体字版。他的研究完全取材于公开出版的资料，众多学者公认，这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重大成果。

　　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概括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而高华此书，借他在前言里面的说法，志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之作，学者陈彦曾撰文称，“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辨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善于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捉其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2010年1月，高华的史学随笔集《革命年代》经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近年来撰写的35篇有关民国十年、革命词语等问题的研究文章。

　　高华认为，如果只是把握历史细节，最多只是个史料专家，而探索历史后面的思想，建立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更有意义的追求。但显而易见，他对历史的通达，他对资料的把握，他的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外出版了一本讲述一位领导人物最后几年的书。我请教他对此人的看法，他答，此人臣服于他的上司。如果上司认为某人好到70分，他按80分来利用；上司觉得坏到70分，他会以坏到100分来对待。对历史人物的剖析别具一格，是高华的特长。

　　和高华聊天就像与历史对话，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将当代中国的每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将每个历史人物还原，并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一次他在我书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亲的诗集，说，此人在山东某县做官时，给共产党捐了多少大洋，后来如何如何。这些情节，此书并无记载，都是高华储存在大脑中用之不竭的历史素材。

　　2006年高华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访问教授期间，参加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频频举办的午餐研讨会。如果题目涉及民国以还的历史，坐在听众席上的高华会提出问题和评论，知识不亚于台上讲者，见解则往往更胜一筹。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时期农民造反派的学者来演讲，高华与她对话，列举农民造反派几个“战斗队”，语惊四座。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十分照顾讲者的反应，态度谦卑，善于肯定别人。

　　高华在南京大学十分“卖座”，还因为他是出色的讲者。他能将研究和演说能力集于一身，如同会写剧本也会演戏。开夜课，南大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都有来南大串堂听课的。我最后一次听高华演讲，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历史学家聚一堂。高华没有半点病容，一贯地抑扬顿挫有节，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大概由于多年教学的习惯，重要的字句他会重复一次。会后，台湾学者陈永发感叹道：大家就是大家。

　　高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他白天看书、构思，晚上写作，为了不影响入睡的妻儿，每天坐在厨房的一张小桌子前奋笔疾书。桌上不放参考资料或笔记，他说，“这样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没暖气，窗不严，一件军用棉大衣，抵御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风。深深进入写作状态的人，就像舞台上进入角色的演员，凛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身体则吃不消。几个冬天，高华均感冒不愈，之后心脏受损，之后肝脏受损。

　　他在书出版前，受邀请到香港来，顺便做最后校对。要不是约他周末去行山，他说爬高坡走远路不行，谁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问题。两年前，他已病入膏肓，香港一位治疗肝癌的医生见到他说，旁人看到我们俩，一定以为我是病人，你是医生。

　　高华太不像病人了。他对待疾病冷静镇定，就像对他的历史研究。肝癌病人平均寿命六个月，但高华这个历程艰难的“项目”延续了将近五年，令医生惊讶赞叹。平日打电话如果聊到病情、治疗方案，末了，他经常会问：“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静？”“对，你完全像是和我讨论学术问题。”

　　2010年深秋，高华在上海做手术，切除近一半肝脏。回到南京，写成1.6万字的长文，题为“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且评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且谈历史。文中说，“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这本书“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这其实是高华自己做学问的态度，他从来带着感情走进历史，怀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揭示史实真相。

　　过去两年中，高华接受了几次访问，最后一次是对《中国改革》记者刘芳的长谈。高华以革命话语为线索，将纷杂、生动的历史事实串起来，清晰地展现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分析了党派之争中，武力与计谋外决定胜负的民心归依的可悲的事实，即渴望变革的知识分子如何掉进乌托邦的陷阱，然后不由自主充当了欺骗大众的角色。他自自然然地将无数历史细节信手拈来，将观点分解在冷静客观的学术论证之中，思维如此精妙，哪有一点病人的影子？

　　去世前一周，高华开始便血，他调侃地对太太小刘讲史，叙述孙中山抵北京后，在医院连续出血好几天，有天突然不出血了，部下都很高兴，其实是大崩溃的前兆。六天之后，又大出血，溘然逝世。一贯与他驳嘴的小刘说，“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好好看，却记住这一段呢？”“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不过顺便眼睛扫到了。”学生日记里说，“很是佩服高老师的镇定和超然，虽然便血不止，到第六次的时候，还在与儿子高欣和我开玩笑：‘又来了，又来了，还来势汹汹……呵呵！’他精神很好，一边在床上便血，还一边就正在播出的《新亮剑》和我们讨论东北战役国军的失败，陈辞修的清廉和迂腐。”

　　两周前，高华家属几次接到病危通知，他特意不让告诉朋友。我心里明白，打电话讲讲八卦新闻。有时打电话到医院，高华身边常常有他的学生，许多特意从外地回到南京来陪伴他，有的十多二十年前就毕业了。高华对我最后的嘱托，是替他一个刚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留意工作。他的学生周孜正在日记提到：“聊天到6时许，高华催我们回去……在南京—无锡的火车上，我总是在想着这18年来那些往事，和高老师一起去买书、看电影、听讲座，历历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复。”

　　有人预言：高华离去，未来一年，对他的思想的整理必然形成气候。这件事，只能指望这些多年追随他的学生去完成。有人致敬：高华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历史真相的追求者，他的精神永存。在海外中国学术研究的网上平台C-Pol上，有教授发布消息说：中国最伟大的一位社会科学家高华逝世。

　　高华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孝顺父母，关心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学生。所有高尚的理想、理念都须由个人的具体行为、点点滴滴去检验，去分辨真伪。高华不是完人，他性急，为人与行文有时过于谨慎（其他缺点得由他太太补充）。有朋友道，高华的学术成就可谓立言立功，而他对待疾病的超强意志和冷静，立大德也。

来源：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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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重版后记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八十年代，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历史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是在1961年的南京读小学的，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它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斯大林、莫洛托夫制造三十年代大恐怖罪行的揭露，以及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制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1966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一至四卷，我多次阅读收人《毛选》中的〈关于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岁姓余的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根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们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褛，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勒萨日着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许多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处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写有「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宇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消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阶级敌人」，他们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令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1975年从其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XXX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白主方针」，什么「XXX在延安审干中查出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请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至令我还清楚记得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阅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年底，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3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我感到自己需要对所论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同时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年夏至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便利，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然而根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三次修改补充，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资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党的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和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私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我还有一个遗憾是我没有机会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九十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四十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一、 予生也晚，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二、 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于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箫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 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的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研究的进展，他还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和好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eff Zuckerberg）、林志涛（Felex Lin）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责任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支持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深切的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馀，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 一读者推荐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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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悼高华，忆高华

江南的冬天，阴沉沉地冷。北来的寒风传来了噩耗：高华教授在12月26日的深夜，悄悄地走了。

　　消息是那样的突兀，让朋友们猝不及防。高华的病已经多年，每一次的病情加重，都被他的坚强与乐观超越，以至于我们都相信奇迹会一再出现，顽强的生命意志能让他走得更远。病榻中的高华，总盼着再去一次台湾，说是去治病，但我猜，恐怕他想在来日无多的生命里，去台北会会老朋友，看自己所爱的宝岛最后一眼。朋友们因此还为他募捐，祝福他在来年的开春一遂宿愿。但是，春天尚未到来，高华却倒在凛冽的冬寒之中。

　　高华兄，难道你真的走了吗？

　　我已记不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真正深入的交往，也是从一个寒冷的冬天开始。十一年前，一帮在绝望中彷徨的学界朋友，决定参照《剑桥中国史》的模式，携手重新书写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二十余位作者之中，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占据了四位，这都是高华热情推荐的。从此宁沪之间，常来常往，有了密切的互动。

　　这个时候，他研究的虽然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但真正的兴趣却是20世纪的中共革命。他的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令他从孩童时代就蒙下了阴影，早早被打入另册，考取外国语学校却被拒之门外。“文革”之初他亲眼目睹父亲因躲避杀身之祸而离家逃亡，家门口贴满了捉拿父亲的通缉令。家与国的命运如此残酷地纠缠在一起，使得他从小就对政治充满了好奇与敏感。当“文革”的阴霾终于散去，国家恢复高考之后，高华报考的第一志愿便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他要从诡秘的政治风云之中捕捉孩提时代一直笼罩在心头的疑问：20世纪中国的历史悲剧，究竟渊源于何处？

　　高华成长于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他的骨子里也渗透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独有的精神气质，即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大问题、大命运的刻骨铭心之关怀，这种关怀与生俱来，深深镶嵌到血脉之中，是那代知识精英中安身立命之所在。作为历史学者的高华，由此而自觉一种历史的担当：像太史公那样，秉笔直书，为后人留下历史的真相。

　　差不多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默默地收集资料，为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作艰苦的准备。稍微懂一些时务的历史学者，大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革命史的研究。因为按照标准尺度写作，会违背学术的良知，而一旦说出历史之真相，不仅发表困难，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当年的高华不是糊涂之人，也非莽撞之辈，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从事的，是一个在世人看来属于高风险、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辈子躺在抽屉里面，藏之名山，即使发表了，不仅于职称晋身无补，还会带来无穷麻烦——后来证明果然如此。

　　他曾经有过犹豫，也与我吐露过内心的天人交战，最后他说：“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的个性没法让我放弃追究真相、说出真相，这是我的宿命，我认了。”鱼骨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犹如神之召唤，什么是历史学家？真正的史家风范正是这样的：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还原历史的真相，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

　　历史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技艺，缺乏生命和社会关怀的乾嘉考据只是史学的末流。高华在精神上所继承的，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的史家传统，这种传统是史学的，又超越了史学，自觉担当起天下的重负，为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的正当性。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差不多十年寒暑，高华都沉浸于此，无法自拔。他从各种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日记、回忆录当中反复爬梳，回味思考，逐渐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权力网络。他对人脉细节烂熟于心，犹如自己家族内部的典故。1999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恰巧刘小枫、钱文忠和我都在那里。每次聚在一起，大家最期待的节目，就是请高华为我们摆龙门阵。我们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他似乎百问不倒，每次都用生动细致的史料为大家一一解惑。那些历史记忆就驻扎在他的心里，信手拈来，皆成痛史；犹如老树上的年轮，斑驳离奇，又历历在目。

　　虽然高华烂熟史料，但他并不认为个别的史实能够代表整体的真实。我最敬佩高华的，是他的贯通能力，擅长将支离破碎的个别史实，编织成一个个令人信服的历史图景，从复杂诡异的权力表象，洞察背后的深层逻辑。一个能够将历史读通的史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一个有智慧、有深度的知识人。我常常惊叹他不曾有过从政的经历，也非贵族后裔，何来如此老辣的内幕观察。我以为，除了掌握大量史料之外，他的天才想像力和对人性幽暗的敏锐，亦是不可缺少的助力。

　　我与他关怀相近，亦常常有热烈的争论。相比而言，作为政治史家的他，注重的是英雄豪杰“王”的面相，而作为思想史家的我，更偏好“圣”的一面。圣与王、神与魔之间，既是一念之差，又同为一个角币之两面。争论的结果，我常常从高华的魔性分析中所得甚丰，他也承认豪杰有其圣的另一面。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他参与翻译的墨子刻先生的《摆脱困境》一书，对此已有深邃的分析。不过，以其对家国历史的沉痛反思，他搁不下历史魔性对中国的摧残，毕其一生与其奋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要以为高华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其实他像大部分中国书生一样，有自己的畏惧，也有一己之顾虑。但在种种纠结之后，他选择的依然是直行，是对良知和历史的担当。这担当因为有畏惧和顾虑相伴显得格外的沉重。我敬佩他的，并非英雄式的义无反顾，而是凡人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依然在挣扎中担起重负。世人皆道无知者无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选择了咬紧牙关前行，反而显出中国知识人的书生本色。书生非英雄也，乃是有可爱的迂腐，明知有苦头要吃，仍然不像聪明人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是傻傻地执著于内心的真与学术良知。

　　正当高华的研究进入佳境，癌细胞却一步步地吞噬着他的躯体。他一次又一次地被病魔击倒，却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不，即使他躺在病榻上，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倒下过。他的乐观、坚强和生存意志感染了每一个去看望他的朋友。一个星期之前，见到他的朋友向大家报告的，依然是“精神状态不错”的好消息，以至于我们都错以为还有下一次再见的机会。然而，就在2011年即将翻过的时候，他骤然而去，决然告别，将自己坚强的微笑留到了最后。

　　生命如樱花一般短暂，人们总是在追求某种永恒，佛教徒超越轮回，基督徒洗涤与生俱来的原罪，而儒家所追求的，乃是历史中的不朽。对中国知识人来说，有一段留得下来的文字，有一种让后人向往的精神，有一缕超越时代空间的情怀，那便是不枉此行的人生了。高华兄，你做到了，你对得起你的一生，我们为与你同属一个时代而骄傲。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 东方早报

 

欣欣搬运辛苦了。我在林子里说过了，这里就不重复了。红太阳把延安老账清算了，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