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你读书，我们读你。

理论书都有这个特点，原文就句子艰涩难懂，还一个从句套一个从句。很多翻译的人中文又不太好，就一个从句一个从句地翻，也看不懂。我本来看吴相湘的民国百人传第一集。转看欣欣给的《民国采访战》（阿班回忆录）也非常有意思，以一个外国人的视野来看民国。那个济南惨案看出好些疑问来，不过，求证就是个大量读书的过程。和冷木一样，没有的是时间。

仔细说说济南惨案。

该打PP.

 书籍， 音乐，旅行，自由的空气，阳光 。
不错。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C1%D0%CE%AC+%CB%B9%CC%D8%C0%CD%CB%B9&format=

在这里，你自己输入关键词。

我不知道对待中共和苏联这样的极权统治，各种非抵抗方法，究竟有什么用，能不能起作用。甘地，曼德拉要是在中国，早就粉身碎骨了。64时候学生的绝食，对中共不产生任何影响，换来的是镇压。中共是比其它政体倒退1万年的东西，就象现在神权统治的伊朗一样。

我转一篇文章，是朱学勤的《“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里面谈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李慎之的所谓刚性和弹性的天问；第二，就是消极等待里面的积极行为。（对朱学勤关于李泽厚的“告别革命”的评论，以及把他与李慎之的比较，我觉得他虽然有一些观点，但是也多了些道德要求。李泽厚是做学问的，因此是出世的，关注自身比较多一些，就象梁漱溟，问“这个世界会好些吗？”会多一些；李慎之多是入世的，以社会的冷暖为冷暖，“使这个世界好一些”会多一些。这是由各人的性格所决定的，当然有高下的不同，但不能强作要求。）

但不管怎样，教育和启蒙都是最重要的，以积累土壤和条件。苏联的士兵，能不顾军令，不对本国民众开枪，原因固然很复杂，但里面有没有启蒙的因素？（戈氏的公开性运动，暴露出苏联的历史真相，学者文人的鼓与呼，无疑将这些信息广泛传达，使人们包括士兵认识到这是一个野蛮的统治，不值得维护，应该促使其垮台）。80年代的思想启蒙，是导致89民运和64的原因。

但在几十年前，匈牙利的革命，虽然性质与91年苏联的相同，却被苏联残暴镇压下去了。采用的手段，与64的如出一辙。

汉娜 阿伦特关于革命：

先引徐贲先生《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的部分：

在《极权帝国主义》（1958年），汉娜对反抗极权的匈牙利1956年革命提出这样的悲剧解释。它是一个“真正的事件，它的意义不并不在于它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因为“就在上演着出悲剧时，它的伟大已经不可动摇。”在《人的条件》中，她又写道：“匈牙利革命让全世界看到，尽管它失败了，尽管它看上去结果很惨烈，但它的政治热忱并没有死亡。只要匈牙利悲剧让世人看到这一点，就算它一无所成，它的牺牲就没有白费。”

----那么我想汉娜对于匈牙利事件的评价89也可以当得起，但是国内的政治热忱却死亡率，你们什么看法？

To be continued

过去我们对革命总是一概而论，或完全倾倒信服，或一概排斥。
阿伦特是以政治自由为价值来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因此她认为现代革命中最成功的是美国革命，因为它建立了一种与自由相一致的权威形式。虽然殖民地的革命者身处基督教传统之中，尽管他们对上帝保持敬畏，但他们并没有走上寻找超然权威的不归路，也并没有吞嚼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呢，这部分大家可以想想，托克维尔著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比如殖民地社会自治传统，居民平等意识，城镇议会，陪审团等共同活动本身已经是一种权威了，不需要寻找另一种绝对权威。反观文革就很清楚了。革命也绝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代替另一个阶级专政，或一个专制政权代替另一个，是要创造一个先前不存在的政治自由的空间，让所有的人能够平等地自愿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  而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是理念价值观而自愿形成的共同行动，而非政党领导。革命的悲剧意义在于，即使是失败的革命，它的起始也总是包含着强烈要求得到肯定的自由意识，对后代具有救赎和提醒作用。

革命失败并不那么令人担心，但畸形革命却不是，而苏联的历史证明了畸形革命多么可怕。历史就是这样荒诞，美国革命并未对世界产生多大影响，而俄国的却是。

要找时间好好读。

这里不仅雅斯贝尔斯的论点，而且他的个人经历也值得一记。

雅斯贝尔斯是经历了纳粹时代而且没有与之合作的少数知识分子，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在纳粹统治期间，虽然他是知名教授，却因犹太妻子被踢出大学。他和妻子格特露德处于要么活下去，要么就都不活的死亡恐惧，这种情景一直在挑战他的人性底线。他们不仅是在残酷的迫害环境下如何自我求生，而且更是在别人死了之后，我活着如何面对的罪感。格特露德在绝望时，觉得她应该牺牲自己，好让丈夫活下去，继续他的哲学写作。雅在1942年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他在这个时刻背弃对妻子的责任和信任，他的哲学毫无意义。他们曾约定，一旦格特露德的生命遭到危险，他们一起自杀。直到1941年，雅氏夫妇靠特米特纳的暗中帮助，也借助雅氏的国际声誉，他生存还不至于有大的危险，但此后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至少三次雅氏妻子不得不躲起来，最后一次是在1945年，幸亏盟军占领了海德堡。雅氏的洞见本身就对社会是一种贡献，但除此之外，他作为社会活动型的学者，以彻底拒绝极权的政治行动来见证极权灾难。

正是因为对于活着带给他们的困境的思考，正是这种清晰的思考，雅在对二战之后德国大学教育以及人性重建作出很多贡献。

他认为专制和奴性人格（唯喏顺从，政治麻木，自扫门前雪，公共意识冷淡）相一致并共生，这种一致和共生是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但在历史紧要关头表现的最为典型。一个国家的政治越专制腐败，人民就越不在乎道德良心。

他还认为，政治自由有道德的作用。政治专权扼杀政治自由错包含的人对自由的根本意识。人如果没有自由意识，就不可能有道德约束。政治专横表现的不是权力统治者的自由，而是他们完全被权力和利益驱使的不自由。至于被统治者，他们的不自由造就了他们的无自尊。一个人无自尊，道德也就不可能了。一个国家不自由，一国所有的人民都得为他们的政府的专制付出道德代价。一个在自己国家当奴隶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形成关于人类的普遍尊严感。

在大学里，他认为“即使是最针锋相对的政治之争也必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尽管他认为政治自由必须以个人对共同体政治负部分责任，但他仍坚持越少涉及政治越好的想法。他认为德国战后面临的社会自我重建和良性再生，这需要有文化，教育和道德的限制。雅非常强调的是公民自我教育，他反对政治性的以吏为师，把纳粹式的党化教育和教育的全面党化当作一面镜子。并提出价值观优先于政治的政治观。还提出用宪法在国家伦理上与纳粹极权彻底决裂，以及宪法爱国主义观。他将宪法的共同价值基础作为民族完整和统一的最重要的认同资源。

 他强调学校教育应当培养理性的，独立思想的，有人本理想的青年一代。大学最根本的理念就是要促进和帮助人与人之间永无止境，永不设限的交流，这也是他在民主中看到的最本质的意义。阿伦特写道，对理解所有（不同的）真理具有信心，对别人怀有善意的讲述和倾听也怀有信心，这是人类交流的首要条件。”排除犬儒主义的怀疑和动机猜测，只有诚挚的信任才能保证理性的交流，也只有通过理性交流，真理才会显现。他认为民主的目标是理性治理，把民主当作神圣偶像（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或者当作洪水猛兽都是缺乏理性的偏见。民主有风险，常常会出错，人类的任务就是运用理性“在可以预见的历史过程中克服民主的失误。” “知道人不完美，也就知道民主是什么。”我们不因为人实际的不完美而放弃对人的信念。

加缪和萨特(AGAIN)

徐贲先生在《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一章里，更进一步详述了加缪和萨特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这章的事实陈述以及思辨也很精彩。摘录整理如下：

1. 必须指出，20世纪30，4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被马克思主义吸引。23岁的加缪于1935年参加了法共阿尔及利亚支部，当时他参加的是一个弱小的但未正义而战的党。1937年，加缪因批评法共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被当作“托派”开除出党。1944年加缪已经形成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受到党内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当时的加缪并不反对共产主义而是反对共产党以真理的唯一拥有者自居，不允许不同意见参与公开讨论。加缪与共产党决裂是1951年时，他发表了《反叛者》。正如阿隆森指出“30年代的加缪被马克思强调的意义和一贯性吸引，40年代他发现这世界既没意义，也没有一贯性。他经历了共产主义的那种人类进步之后，在西西弗斯徒劳无功的劳作中找到了世界的缩影。在当时左翼知识分子中，也有其他人发生里类似加缪的变化，比如纪德，他写了《苏联归来》，比如匈牙利作家柯斯勒(Arthur Koestler)，他写了《正午的黑暗》 。在体验过党的那种政治正确之后，加缪才知道个人是思想和行动的主体所在，于是他选择做反叛者而非革命者。在体会过阶级斗争的环境和气氛之后，他觉得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应否选择活下去（自杀）。”这种经历是从党员回归独立思考者的转化过程，对他而言，“剥夺了希望并不就等于绝望。”

与加缪正相反,萨特是从独立的旁观者变为党的同路人，但他成为法共的同路人并不顺畅。二战前,共产党对其并没有什么影响,当他的好友加入共产党时,他持保留态度,因共产党人批评他的存在主义而与之对立了好几年,法共甚至动员党员去抗议他的戏剧《脏手》。1952年，萨特和共产党的关系发生转折，因参加共产党员发起的营救亨利 马丁的运动，并在世界和平大会上与共产党人广泛接触，他开始有意识地按照法共的纪律来调整自己的政治行为，比如主动停演《脏手》等，后来他对布拉格事件（捷克的思朗斯基和其他一些共产党领袖被以所谓的国际犹太阴谋罪起诉并在布拉格判处绞刑），发生在1953年斯大林治下的医生阴谋案，他都不置一词。他接受了为了改变恶而必须与之共谋的理念。萨特靠拢共产党的时候，法共的道德形象已与30年代加缪参加时完全不同了，在此时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把种种阴暗的现实搁置在一边，否则就无法制造共产党正义事业的神话。直到1956年，因苏联二次入侵匈牙利，萨特才舍弃这一神话。其实萨特并不喜欢共产党人，但是他需要一个“进步”事业来供他结盟，他必须制造一个神话盟友。

2. 关于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族解放运动：

阿尔及利亚1930年沦为法国殖民地，在那里形成了法裔居民群体，加缪就在那里生长。他一直批评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并在自己主持的刊物里详细介绍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强烈批评法国高压殖民手段。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暴力起义，他坚持一贯的反暴力立场，同时批评法国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他不是绝对反暴力，但其反暴力原则使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深陷道德困境。对于他呼吁和平妥协在不分裂法国的前提下解决“争端”，很多人认为他是不合时宜的天真的人道主义，因为那种人道主义只对相信这种人道主义者才有价值。而萨特更加强调暴力在建立殖民地和形成殖民地人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此萨特认为反对暴力的人不但不道德，而且恰恰犯下种族人道的罪行。他还认为暴力不仅是被压迫者的解放手段，而且更是普遍意义上弱者心理治疗方式。

1958年，打破两年沉默，加缪再次强调冲突必须有人道合理性的想法，认为恐怖当道已经完全改变了价值尺度，并在绝望中，为其不赞成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立场辩护。加缪的理由当时看起来很勉强，但是50年之后，这些思索的重要性却显现出来，那就是新独立的国家在成功地推翻了殖民统治之后，并未建立起民主富强和正义的新秩序。阿伦特也说过解放不等于自由，也就是说那时候人们更加注意的是“解放出来”，而非“解放到什么里面去”（一下子提到过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50年之后，知识分子不再那么迷信进步组织的力量，更多地考虑“解放到什么里面去”而非“解放出来”。而且人们已经看到，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殖民国家的现实痛苦，那些痛苦又使人们回到加缪一贯坚持的价值尺度。

加缪提出的是知识分子的伦理问题，但却难以成为知识分子的政治伦理，这涉及‘非道德“和道德完美之争。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一样，知识分子政治是伦理问题碰到实际问题的灰色地带，而萨特看来更了解知识分子政治的性质，虽然他有时太容易容忍接受现实世界中那些“正义事业”的暴力。 

欣欣，

笔记很有意思。有人读。

读完了何炳棣的《读史阅世60年》，这书400多页，分上下篇，上篇讲他在大陆，包括家世和南开中学，以及在山东大学，清华大学等就学的经历下篇为海外求学和教书研究的经历（有关芝大的历史），有不少掌故，除了我们知道的冯友兰蒋廷黻等，还有郑天挺，钱端升，陈体强等，有些是我等学界外之人不熟悉的，这些人凡是留在大陆的，无论道德文章做得多好，大多命运不好。

在南开中学回忆里，何提到魏臻一，“她出身巨富企业家，衣着朴素，视金钱为草芥，入清华不久即从事地下工作。”魏就是韦君宜。我和她女儿杨团是大学同学，因此与之有一面之缘。当时韦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出版，引起社会效益，我们班一些同学去参加座谈，座谈会是杨团筹划的，韦也参加了。1993年韦出版了《思痛录》，那时我已在国外。据说韦已患偏瘫，又遭遇骨折等，靠坚定的意志，用瘫痪的右手练习写字，完成了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她提到1.29那批学生中的中等资质的后来去了美国，一些人成为世界知名学者，而最聪明的最出色的却去干革命。这些话不是韦君宜说的，而是一个留美学人说的。何书里也提到姚依林当年英文何以了得。

韦还提到本来家里要送她去留学，但是“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共产党的旗帜下。“后来她历尽抢救运动，胡风事件，反右和文革，她的丈夫杨述心地极实，并曾把全家献给革命，但最后也被革命吞掉。韦在前言中说：“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和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我即是受害人，也是害人者。。。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至于我本人，至今还不可能完全说透。。。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这是最悲剧的，她至死还相信那个乌托邦，没有意识到乌托邦本来不存在，社会发展是演变而成，而非靠先锋队牺牲，为了实现乌托邦必然会拥护超然权威，进而不断地纯化清洗，哪里可能没有运动？和迫害？韦的书是见证，如果她读到徐贲的书，不知道她怎么想？

何的书提到蒋廷黻认为治史要先读西方史，而且要就基本的社会科学知识，比如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点我很同意。何在1.29运动中本来是埋头读书的，但后来因不满左派学生把持的学生会，被卷了进去，他承认当时清华表面平静，但事实上共产党渗透非常厉害。此后他不再参与政治，不被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裹挟，有人将此赞誉为独立思考。我想过，似乎他是在维持常识，常识包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尊从家训。他的文笔一般，读来不引入入胜。我以为并非领域隔阂，比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现代思想史》就很可读。网上有人有如下评论：“再比如说，何氏晚年进行先秦思想史攻坚，考出《孙子》成书于公元前512年，早于《论语》，为吾国最早的私家著作，故亦早于《老子》，而且《老子》之辩证思维实上袭《孙子》，这一项成果被海外史家汪荣祖称为“首发孙老易位的‘石破天惊’之论”。殊不知，大陆思想史家李泽厚其实早在1984的《孙老韩合说》（《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后收入《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就已经提出：“《老子》是由兵家的现实经验加上对历史的观察、领悟，概括而为政治-哲学理论的。其后直接直接衍化为政治统治的权谋策略（韩非）。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一条重要的线索”。李氏这一观点虽然只是假说，但它高屋建瓴、洞察隐微，对后来的学者颇有启发，难怪屡被引用。但何在回忆录中对李泽厚的这一创见不置一词，不知是没读过，以致选择性失明呢，还是他有意无意的在遮掩什么？”何的学术回忆另一个特点是苦作舟，做学问当然是要认真要吃辛苦，但是我怎么觉得此公才气不够呢，总体感觉不如何兆武的《上学记》有趣。

这本书我也快读完了，也有几点感想，等一会儿写下来。

昨晚在netflix上看了《The Battle of Algiers》，很好的一部电影，反映所谓的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萨特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占领）。

正是恐怖主义抬头的时候（50年代末期），法国人当时经历的，正是后来以色列人经历的，包括现在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相比较，以色列人对穆斯林的统治，比法国人有效，却是一样的残酷。以色列人有自身的无奈，因为他不能象法国人那样，一撤了事，因此没有退路。更不用说有一些极端狂热分子，说梦话一样地说要把人往海里赶。

很想知道阿尔及利亚现在是什么样子了，欣欣去过没有？看着像摩洛哥似的，电影里的那个城市也像卡萨布兰卡。黎巴嫩俗称东方的巴黎，现在？

我的谷歌输入,中英文转换是：Ctrl+Shift

繁体/简体转换是：Ctrl+Shift+T

这月29号。你也来吧，我替你保密：）

书看完了，也就淡忘了，不过总的印象还在。可惜这总的印象，是对作者不好的印象。

第一，何炳棣是一个名利心极重并以之为荣的人。好名不足非议，极端好名，几乎成为病态，就大有问题。何等自传，通篇倒处都是自己是在美的华人（或者亚洲人）第几个当上什么的，第几个在什么杂志上发文的之类的东西。谈到利，可以小举一例，其回国的时候，金华市长要见他（因为历史大会在华召开，其受到邓小平“单独接见”），他提出条件，如果解决他堂弟（？）的房子问题（房子原是他家的，被充公，久不归还），就同意见。果然见了之后，房子问题解决了。这种事情，可以做，不值得拿出来吹嘘或者张扬。

听个音乐会，要得出结论说自己的欣赏趣味和水平如何高，因为当时演唱的人被自己夸奖，后来果不其然获了什么奖，或者被更有名的人夸奖。倒处强调学好英文，写好英文，根本用意也就是取悦洋人，做沽名钓誉的敲门砖而已，一脸的西崽像。殊不知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历史的研究上，比他成就突出的多的陈寅恪，余英时，著作多以中文名。何炳棣这样的人，总让我想起张艺谋，余秋雨一类的人物。

第二，拥共的人道德多低下，以杨振宁为代表。见好就上，不懂反思。通篇没有一处对自己一生的过失有交代。举两件突出的例子：其一，“一二九”之际，其为拥蒋的右派学生，与一个同学强行冲击和搜查左派学生组织（救国会）（？）的办公室，抄家一样的搜去所谓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给救国会的捐款回执文件。因为这件事，其受到学校的处分。但他基本上没有一句说自己不是的地方，只是在为自己辩诬，打着所谓为历史“存真”的高尚名头。其二，何炳棣是中美恢复关系正常化之后的最先几个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华裔教授（包括杨振宁，陈省生，王浩，任之恭，等），返美后，何炳棣大肆为中共唱赞歌，多处演讲，发文，谢泳的一篇文章说的比较详细（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xieyong_4.htm）。提到这些往事的时候，何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没有一点忏悔精神。

上半部还可以看，因为谈到的一些旧清华掌故，例如留美考试的细节，甚至英文试题，有稗林野史的味道。下半部简直不能卒读，均喋喋不休鼓吹自己的学术成就（多是一些极其乏味的题目，没有多少思想性的东西），其孙子老子之论，很多论点，在我这个稍通逻辑的人看来，也是勉强的很。

这个人本质上就是冯友兰一样的曲学阿世的人物，属于酱缸文化浸透了骨髓的，即使放在天国里面，也仍然是一堆烂污。

基本同意，不过我没有你说的那么痛快。我听说他这本书是好几年前，还听了很多赞扬的话。下截之后一读，和你感觉完全一样，上篇国内的还可以，下篇没太多可读，即使上篇印象也不深，无论识见还是语言。名利心重的人不大可能有更深刻的情感与识见。你大大概没注意到，他对陈寅恪颇有微词，其实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网上有人以他没闹革命就断定他有独立思想，我觉得高看了他。

同感。

上了一个新的下截书的地址，却不小心把原贴删了。蛋4， 没大碍。

洛阳花是不是回国看世博会去了，怎么影子都看不见了？

要不就跟鲨鱼躲一起了。

俺都忙昏了，昨天晚上还在干活。

好久没来打理这条线了，抄一段天涯书库的全球通史（L·s·stavrianos），有关罗马帝国部分。网上的书有些错的地方，但大脉络应该不至错。

http://www.tianyabook.com/waiguo/quanqiutongshi/index.htm

五、早期共和国，至公元前264年

公元前217年，希腊举行一次和平会议，试图结束诸城邦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埃托
利亚同盟的一个代表在谈到罗马和地中海西部迦太基之间的巨大斗争时警告说，无论谁
获胜，都会成为对希腊的威胁。“因为即使对于我们中间那些不很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来
说，也是很明显的：在这场战争中，不管迦太基人打败罗马人，还是罗马人打败迦太基
人，战胜者绝不可能满足于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统治权，他们肯定会来这里。”这一警
告有先验之明。和平暂时获得了，但不出五年，战争又爆发了。在以后的百年里，罗马
击败迦太基，转而东进，先是强迫马其顿和希腊城邦，最后是强迫整个希腊化东方，接
受它的统治。
这一如此深远地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意大利城市的起源是什么呢？若观察希腊人和
罗马人的早期历史，会注意到它们两者间实际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均起于同一种族，
正如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是沿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那样，印欧语系的拉丁人
是沿意大利半岛抵达台伯河的南岸了罗马是那时形成的拉丁社团中的一个，位于可以在
台伯河上方便地架桥的地势最低处和小船能够抵达的地势最高儿其战略位置颇同泰晤士
河旁的伦敦，使罗马从一开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易于经营商业和接受外来影响。
主要的外来影响来自从海外移居意大利的两个文明民族——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
（见第七章第二节）。埃特鲁斯坎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于公元前800年前后移居台伯
河北面，然后征服南面的拉丁人。在他们的统治被推翻之前，他们将自己所信奉的男、
女诸神，有关拱门和拱顶的知识，以及通过检查动物内脏来占卜的典型的东方习俗传给
了罗马人。希腊人出现于埃特鲁斯坎人之后不久，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若
干殖民地广包括塔伦坦、叙拉古和那不勒斯。他们对拉丁人的贡献有字母表、若干艺术
和神话、某些宗教观念和习俗，其中还包括识别罗马神和希腊神——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弥斯即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墨丘利和狄安娜。
约公元前500年，罗马驱逐了它的最后一个埃特鲁斯坎国王，开始了独立城邦的生
涯。在短短几年里，它征服了周围请民族，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海岸的整个拉丁平原；
罗马城邦形成时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市的制度相似。最初，国王拥有帝权即最高权力，
只有由贵族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仅能对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民众大会对国王具有一定
约束力。后来，如同在希腊那样，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从前由国
王掌握的帝权这时转到两名执政官手中；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是由贵族担
任。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机关，也是贵族团体，甚至在接纳若干平民后其性质仍然不变。
当罗马完成了希腊城邦力所不及的事业，即征服和统一整个半岛之后，罗马和希腊
城邦的发展出现了很大不同。罗马能够制服意大利半岛，而诸希腊城邦却没有一个能统
一希腊本土，更不用说整个巴尔干半岛了，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两者地形显著不
同。巴尔干半岛山峦重叠，实际上，“巴尔干”这一名字就是从土耳其语的山脉一词派
生而来的。希腊到处是交叉重叠的山脉，而意大利却只有一条南北走向、中间没有横断
山脉、不难翻越的亚平宁山脉。因而，意大利半岛没有给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相
应地更易于统一和保持统一。例如，由于没有象巴尔干那样的山脉，罗马公路网，尤其
是尾随意大利靴子从罗马通到布朗迪西恩的阿庇乌大道，将整个意大利联结成一体。实
际上，阿庇乌大道现仍存在，1943年英国和美国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时还使用过。
罗马人获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对待意大利其他民族的做法很开明。早先，雅
典征收贡物，且从不扩大其公民权的授予范围。而罗马，则准许半岛约四分之一的居民
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权，即一种大而不充分的特权。所有的人都
享有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唯一不足仅在于不能控制外交事务，不能强征人们服兵役。
这一政策挽救了罗马，因为在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半岛上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的关键性几
年里，罗马的意大利诸同盟者仍对罗马保持忠诚。
最后，罗马人获胜还由于他们拥有优势的兵力，发明了高明的战略。在与邻邦作战
时，他们认识到，传统的由8000人组成的方阵过于庞大，难以指挥，尤其在多山地区作
战时。所以，他们将军队组织成120人一支的“支队”；30支支队，即360O人，组成军
团。军团还配有骑兵保护其侧翼。除传统的头盔、盾、长矛和剑之外，罗马人还用有效
的进攻武器即铁尖标枪装备军团。作战时，军团士兵先从远处将标枪掷向敌人，然后巧
妙地利用敌人队形的缺口进攻逃跑者。
到公元前295年，罗马人赢得了意大利中部，并向南推进，兵临地处半岛“胸背”、
繁荣的希腊殖民城市塔伦坦城下。塔伦坦人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是希腊伊庇鲁斯的国
王，被汉尼拔誉为其将才仅次于亚历山大。皮洛上获得两次“皮洛士胜利“，但是他承
担不起为此付出的重大损失，而罗马人虽然损失更为惨重，却有75万意大利战斗人员作
其后备。所以，皮洛士于公元前272年撤退，临走时，他颇有见识地说：“我为罗马和
迦太基留下一个多好的战场！”仅过了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64年，罗马和迦太基在西
西里岛交战。
在论述布匿战争——因腓尼基人的拉丁名词叫布匿克斯（punicus），故名——之
前，须先提一下罗马制度的某些民主化。由于平民们曾为得胜的军团提供人力，所以他
们处于要求政治上得到让步的有利位置。当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就采取罢工这
种新颖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全部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平民们运用这一
方式率先取得的一个好处是，有权选择被称为保民官的官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保民官
由新的平民大会选举产生，平民大会还关心有关群众的其他事务。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让
步包括：写下法律条文，公诸于众；限制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土地的数量。
因而，到公元前265年，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可以想象，
这一民主化过程原本会使罗马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民族国家。不过，这种可
能性即便实际上是存在的，由于现把罗马卷入其中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也会被有力地消
除。战争将罗马改造成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过，战争也深刻地改变了罗马国内的制度，
民主化趋向的夭折是许多灾难中的一个。

六、后期共和国，公元前265－27年

罗马从一个意大利共和国转变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是突然而惊人的，这使人联想起
亚历山大的征服。确实，马其顿和罗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可用来解释它们的暴发
性扩张。它们都发展起优良的军用器械和军事技术，而且，与波斯帝国和清后起的希腊
化国家不同，后者社会衰微、四分五裂，而前者却都享有社会生气勃勃、团结成一体这
一极其重要的优势。
罗马的劲敌迦太基原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但是当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击灭提
尔时，它已发展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由于迦太基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西部的运输贸易，
它逐渐变得富裕、强大起来。它倚仗活动范围广阔的舰队和雇佣军，控制了非洲西北部、
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岛西部。最初，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冲
突，原因很简单：一个是陆上强国，另一个是海上强国。但是，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南
部时，冲突发生了：西西里岛距罗马人新获得的殖民地非常近，迦太基对西西里岛的影
响日渐增长，使罗马人深为忧虑。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241年）迫使罗马人第一次转向海上。他们建立起一
支海军，通过变海战为甲板上的战斗，顽强地挫败迦太基人，夺取了西西里岛。这时，
两大强国间的殊死斗争已不可避免。罗马花了20年时间征服波河流域的凯尔特族部落，
从而增加了农民士兵的后备军。迦太基为了补偿西西里岛的丧失，就加强对西班牙的控
制。以西班牙为基地，迦太基伟大的战略家汉尼拔干公元前218年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
大胆入侵意大利，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他在一次又一次
的战役中，尤其在伟大的坎尼战役（公元前216年）中，击败罗马人。可是，罗马同盟
军对罗马的忠诚使他未能获得最后胜利。当罗马军在迦太基附近登陆时，所向无敌的汉
尼拔奉召从意大利返国驰援，在本国终遭失败。罗马又一次耗竭了它的对手。公元前
201年，迦太基被迫缔结和约，结果，仅保留一小块本国领土、城墙和十艘舰只——仅
够驱逐海盗。迦太基人尽管道到这一灾难性的失败，可在经济上却获得非凡的复苏。但
是，这只能使罗马惊恐，无情地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结果，迦
太基被攻占，城市遭到彻底的毁灭，残存人口悉数沦为奴隶。
随着这三次布匿战争，罗马进入一个连锁反应：征服导致进一步的征服。一个原因
是罗马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清除迦太基后，它成了地中海头号强国。此外，征服能带
来明显的好处，从每个新行省可获得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奴隶和贡物。最后，挑战和投
入战斗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辽阔的帝国疆域相联系。例如，马其顿的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
布匿战争期间援助汉尼拔，所以，罗马灭掉迦太基后。就转而攻击马其顿。接着而来的
马其顿战争只是罗马人在中东几大强国——马其顿、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托勒密王朝
的埃及。希腊城邦的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之间巧妙地挑拨离间所引起的一系
列战争中的头—场。
这样，罗马人迅速地接连蹂躏、并吞了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比希尼
亚和西利西亚，然后是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最后，于公元前31年并吞埃及。罗马人还
以这一方式接管了东方诸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过在亚洲，他们仅在地中海沿岸一带获
得若干行省。整个内地则沦陷于帕提亚，因而帕提亚成为罗马在东方的主要对手。当时，
尤里马斯·凯撒有很高的声威，他（于公元前58一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
间的整个高卢。最后，公元1世纪时，罗马开始对不列颠的长期占领，并在克莱德湾和
福斯湾之间修筑一道防御工事，巩固占领地。罗马人在北欧的统治范围大抵如此。
罗马对待新获得的行省并不象早先对待意大利同盟者那样宽宏大量。元老院任命的
诸行省总督只要向罗马本国送交大量的贡物、税款、谷物和奴隶，就可以为所欲为。结
果，引起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敲诈勒索。西塞罗在以下控告中描述了总督盖尤斯·威勒斯
在西西里岛（公元前73－71年）的恶政，这种恶政在当时是很平常的，并不罕见。他说：
通过新的、无原则的管理，从农民钱袋中榨取无数的金钱；对待我们最忠实的盟友，
就象对待民族之敌一样；折磨和处死罗马公民，好象他们是奴隶一般；罪大恶极的罪犯
可以用钱买得无罪释放，而最正直、最诚实的人却未予审问即被判罪、受到放逐；听任
设防港口和城市遭受海盗和冒险家的攻击。让西西里士兵和水手、我们的盟友和朋友给
活活饿死；尤使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耻辱的是，装备精良的舰队被击毁，化为乌有。著名
的古代艺术品，其中有些还是富有的国王们的礼物…全被这位总督劫夺、掠去。他不仅
如此对待城市的雕像和艺术品，而且还掠夺最神圣、最受崇拜的圣殿；如果一个神，其
神像的制作工艺超过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那他就决不会留给西西里人
民。
罗马本国几乎和外部属地一样，受到这些政策的不利影响。意大利许多小农由于汉
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坏，以及战争期间长年在海外服役，而遭到破产。廉价谷物和
成群奴隶又源源不断地从征服地流入罗马，故农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卖给新的极
其富有的阶级。那些富人们急欲积聚大地产，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经营农业仍是有身分
的人的唯一体面的职业。所以在意大利，公元前2世纪时，为不在地主所有、由奴隶们
劳作的大庄园不断增加。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住在肮脏的屋子里，再一次与奴隶
们竞争可能得到的工作。官方关心的只是向他们提供“面包和马戏”，以免发生骚动。
城市生活尽管也不安稳，但至少是令人兴奋、有吸引力的。虽然诗人们大声赞美乡村生
活的种种美好，可农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仍继续成群结队地涌向当时的历史学家萨
卢斯特称之为“公共厕所”的罗马。
罗马帝国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经济方面一样，也是苦涩的。早期的民主化趋向
团元老院在海外指挥的战争节节胜利、其威望和权力大大增加而转向相反方向。新的城
市下层民众也不再成为民众政府的基础，因为他们总是乐于出卖自己的选票或支持那些
答应解脱他们困境的煽动者。此外，军队的性质也起了变化，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帝
国的职责要求建立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征召有产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满足帝国的需
要。所以，凡是志愿当兵的皆可入伍，破产农民开始长期服兵役。结果，罗马军团由平
民军队变为职业军队。现在，士兵们首先忠于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指
望从指挥官那里分得一份战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将军们愈来愈开始把交给他们
指挥的军团看作自己的附庸军，利用附庸军来大发个人之财。
帝国的扩张也给文化带来破坏性影响。原先，罗马人传统的美德也就是贫穷、勤勉
的农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当大量财富开始源源涌入首都时，有关节俭、禁欲和勤劳
的古老说教很快给遗忘了。疯狂地争夺金钱，暴发户故意炫耀的挥霍浪费，以及对人类
一切社会准则的冷漠无视，成为共和国末期的主要特征。当时有人曾抱怨说：“罗马已
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情妇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鱼的价格高于耕地人。”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明白，从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至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
结束这一时期是一个充满危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和不断增多的军人对政治的干预
——的时期。开始时，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盖约·格拉古勇敢地进行了一场改革
运动。他们试图利用店已由竞选获得的保民官的地位来实施温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
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坚决反对，并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
连同他的支持者约300人一起被杀。过了12年，盖约也被迫自杀，元老院恢复了它的统
治。
格拉古兄弟的结局说明，任何领袖人物若无优势力量供其支配，就不能获胜。因而，
现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那些在长期边境战争中赢得民众喝采和支持的将领们。战胜北非
努米底亚部落的将领马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与在小亚细亚打败米特拉达悌国王的苏拉
相对立。在苏拉使自己成为罗马唯一的主人之前，他们两大派展开事实上的内战达数年
之久。苏拉于公元前80年引退，引退以前，他一直力求恢复元老院在历史上充当的政治
裁决者的角色。实际上，此时的元老院已势力强大、大权独揽，使罗马仅仅是名义上的
共和国。不过，拥有最高权力的元老院并未能稳定局势。公元前73年，伟大的斯巴达克
奴隶起义爆发，并一时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不过，最后还是财力雄厚的帝国获胜。斯巴
达克在战斗中阵亡，通向罗马的大道两旁是打死在十字架上的斯巴达克的追随者。
罗马及其帝国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建立了能吸收社会各分子的力量的个人独裁统
治。虽然这一点现回顾起来很明显，但尤里乌斯·凯撒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当时已清楚
地看出这一点，并付诸行动。凯撒作为高卢的征服者而声威显赫，他还建立了一支强大、
忠实的军队。公元前49年，他渡过把他的行省和意大利分开的鲁比孔河，在一系列辉煌
战役中击败了由其对手庞培指挥的元老院的军队。现在，凯撒成了帝国无可争辩的主人。
凯撒得到统治权后，原本会做些什么，我们不清楚，因为公元前44年，他被旧寡头政治
的代表人物谋杀。
凯撒死后，他的养子和继承人屋大维与政治冒险家马克·安东尼进行了一场长达13
年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屋大维在亚克兴角的海战（公元前31年）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
巴特拉，从此他一人总揽政权。那时他才33岁，伟大的亚历山大在这一年纪时已与世长
辞，而屋大维则又活了44年；在这期间，他为帝国的黄金时代、长达200年的和平和稳
定奠定了基础。

七、早期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的尊象。
游览者会注意到，在贫民居住的拥挤的住房里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替代它们的是精
心设计的设有大理石座位、饰以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厕所。结果，带来不可避免的副
产品：便壶都放到街上。这种情况是常见的，罗马法中多处提到这一习俗。还有值得注
意的是，街上没有任何照明设备，遇到没有月光的夜晚，整个首都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人人都躲在家里，无人敢冒险外出，只有盲人们例外，因为他们外出时，有奴隶手举火
把护送，保护他们免遭强盗的攻击。当时的诗人尤维纳利斯嘲讽说，谁要是外出吃晚饭
而不立下遗嘱，就会受到别人的指责，说他粗心大意。
不过，我们想象中的游览者也会发现，罗马还有一些其他特点，尤其是少数富人和
多数穷人之间的悬殊差别，是他们所熟悉的。例如，西塞罗虽然并不是元老院议员中最
富有的，可是他拥有六幢别墅，每幢别墅都配有全套班子的家仆和花匠。如果游览者对
战争英雄卢库卢斯发表议论，说他夏天用的某幢乡间别墅设计得很好，可不适于冬天居
住，卢库卢斯就会哈哈大笑道：“你难道认为我的感觉还远远不及鹤和鹳，不会随着季
节的变换而改变住处吗？”另一方面，通常认为罗马富人贪婪、腐化的看法也是完全不
正确的。上流社会传统的行为规范和礼仪是谴责那些公开炫耀其生活腐化、行为无节制
的人。实际上，当时上流社会最普遍信奉的是斯多葛哲学，这种哲学强调忠于职守和人
与人之间的兄弟相处、因而，罗马上流社会的普通成员并非老是沉湎于纵酒宴乐之中，
而是追求奢侈、欢乐而又不失理智的比较恬静的生活。
然而，不管富人们过的生活有无节制，反正和穷人的生活很不同。穷人们住房缺乏、
房租高、工资低。他们那挤满人的住房都是些东倒西歪、易遭火灾的建筑物，尤其是楼
上，虽然房租较低，可得不到水。供给罗马大量水的渠道有11条，可是大部分水都由管
道输送到富人的住宅、公共澡堂和喷泉。住后楼下的街道人来人往，嘈杂极了。小贩大
声叫卖货物，兑换钱的人敲着硬币，修补匠敲打锤子，玩蛇人吹奏长笛，乞丐向过路人
哀诉自己的不幸。夜间也不两样。由于白天禁止运输车从街上通过，太阳一落，立即出
现一长列由运货马车、驮畜和起马车人组成的队伍。据尤维纳利斯说，这一夜间运输使
罗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们住到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去。他曾问道：“住在这种地
方，有可能睡觉吗？沿狭窄、弯曲的街道行进的马车声、赶牲畜人吃喝牲畜停下的咒骂
声，使海豹或者皇帝克劳狄本人都无法入睡。”
这种环境下的生活所以尚过得下去，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娱乐活动。其中最受欢
迎的是赛车和角斗赛。罗马大竞技场有14万个座位，是罗马六个赛马场中最大的一个。
虽然驾驶赛马的人出身微贱，通常是奴隶，但如果他们能一直得胜，也可获得巨大声誉
和大量财产。街道和住房墙上贴着他们的无数张画像。角斗赛在有5万个座位的罗马大
斗兽场进行，角斗形式多种多样，场面残酷。有些人让各种凶猛的动物如熊、象、犀牛、
狮子等互相拼斗或与持有武器的人相斗。还有些人让通常装备各种武器的角斗士互相格
斗，直至倒地死去。特别使人震惊的是规模空前的大屠杀。在提留斯为罗马大斗兽场举
行落成仪式的那一天，杀死了5000头牲畜。图拉真曾让IO000名达契亚俘虏互相角斗至
死。
罗马豪华的公共浴室也为较好地度过闲暇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
造的，戴克里先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32英亩，卡拉卡拉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27英亩。这
种公共浴室当然比结构简单的浴池要多得多。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
还没有锻炼身体的设备、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
部”，它们令人钦佩地促进了“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思想。
最后，罗马在这几个世纪里也是帝国文化的中心。这一文化如前所述，基本上源出
希腊，尤其在文学、艺术和哲学诸领域（见第七章第三节）。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
罗马人因为爱好实践，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虽在理论科学上
没什么建树，可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建造桥梁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公路筑
得极好，其底层是置于坚硬泥土中的大石头，中层为沙砾，上层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细
地造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排入公路两侧的沟渠。这些出色的公路连同途中的桥梁因建
造得好，一直使用到中世纪，有些甚至使用到现在。同样，罗马的建筑物也和希腊的大
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筑物，如浴室、圆形剧场、运动场和凯旋门等。
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
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O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一部简单、保
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愈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再
能满足需要。外国人在罗马可能遭到关押，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
遇上这种情况，适用什么法律呢，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存在这样的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
何处，总携带它自己的法律。罗马人设立专门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的结果使
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中有许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只有少数几条。
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
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罗马人发展的最终的法律观念也就是自然法的观念。自然法不是起源于司法实践，
而是从斯多葛派关于有一个理性之神统治宇宙的思想中产生的。或者，用西塞罗的话来
说，自然法超出于单纯的风俗习惯或公众舆论之上，“是由大自然确立起来的，通过健
全的理智方能发现，而且对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都一样有效”。虽然法律专家们并
不认为自然法无形中对罗马民法起了限制作用，但是他们确实把它看作是人类立法应当
顺从的楷模。这一基本原则是罗马的一个伟大贡献，至今仍在起作用。实际上，罗马法
是后来公元6世纪中期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系统化的，从而构成欧洲拉丁国家、拉丁美洲
国家、魁北克省和路易斯安那州现存法律制度的基础。

八、后期帝国，公元284-467年

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的去世而告结束。他的前任们有一段
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
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继承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康
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公元193
年，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那时，奥古斯都为保
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报酬优厚的禁卫军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
支持时才得以掌权。从公元235年至284年这一段时期里，有过近24个皇帝，可只有一个
是因年老或患病而死。中央的分裂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西方的边远行省遭到诸日耳
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受到萨萨尼亚人的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的侵犯。
公元3世纪时，帝国的衰微由于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
和君士坦丁（公元312－317年）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他们为加强帝国统一采取了不少
政策，对各方面实行严格管制是其中的三项，是应种种急需而逐步实施的。由于某些农
田无人耕种，帝国就要求村庄为这些被放弃的土地交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
帝国就颁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301年），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根
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就将利息率限制在6—12%
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
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以及马等“战略物资”。对这些方面的控
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
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扩大到被
认为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各行各业。
在这一困难时期采取的另一政策是实行分区治理。帝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证明这样做
是必需的。戴克里先将国土一划为二，东半部归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
皇帝分掌。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个
新都时，这一划分进一步强固了。新都选择这一地点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这座不久后
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于防守，并为抵达地处边区的极其重要
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座伟
大城市，成为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引以自豪的
首都。
较后的数世纪里，给后世以深刻影响的另一政策与基督教和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
关。君士坦丁作出了通过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的重大决定。
这表示历时数世纪的对宗教的一贯态度和做法已告结束。帝国后阶段，多变的日常生活
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各种救世宗教以寻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腊化东方所发生的情况一
样（见本章第四节）。对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赞
美神秘的东方诸神的各种宗教性团体为世界、行为准则以及如何免除罪恶和死亡，提供
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为成功。它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义，来
代替多神教的希腊、罗马诸神和广为传播的一种教的东方崇拜对象。基督教带来了救世
主耶稣——耶稣不是神话中提到的迷宫里的暧昧人物，尽管他是上帝的儿子，却令人惊
叹地过着尘世生活——的安慰：“我给你们带来了所有人都将获得极大欢乐的消息。”
基督教还保证拯救信徒的灵魂，但是，它不是通过许诺一个星光灿烂的来世，而是通过
基督本人复活所预示的个人的复活，使信徒醒悟过来。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基
督教在一个混乱不宁的时代，在老百姓感到无家可归、为生活所抛弃之时，提供了友谊。
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他们的聚会常被称作‘阿加比”，意为希腊语中的“爱”。他们
相互帮助，用自己的虔诚和克己树立了一个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样。因而，在
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
供了顺应潮流的东西和希望。
到公元64年罗马城遭大火时，基督徒已数目大增，以致使尼禄相信，谴责基督徒为
祸患、开始历史上对基督徒多次迫害的第一次，是策略的。但是，这仅仅使殉难者死后
得到神圣的名声，驱使人们努力改变宗教信仰。在4世纪初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
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313年），承认基督徒不再为异教徒，准许基
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自由。最后，皇帝狄奥多西（379－395年）使基督教实际
上成为国教。虽然罗马旧贵族和普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为了改宗异教，曾打
了一场顽强的维护异教的战争，但到4世纪末，还是基督教占居统治地位。
正象皇帝们采纳基督教是为了促进社会统一那样，他们采用华丽盛大的东方宫廷礼
仪也基于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与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称号的奥古斯都不同，替自己
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出付神圣的架
式。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因此，
现在的朝廷仪式使皇帝显得遥远而不可接近。皇帝头戴饰宝石的皇冠，身穿镇金的紫绸
长袍，所有臣民都须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可吻皇帝长袍的边。
帝国高级官吏也同样享有荣华富贵——掌管财务的人成为“负责神圣的赏赐物的伯爵”，
帝国议会被称为“神圣的参议会”。
3世纪和4世纪的皇帝们采用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挡帝国的衰落。如果光凭决心
和努力便能成事，他们原本可取得惊人的成功。实际上，他们确也多少稳定了形势，但
只是暂时的。他们作巨大努力的最后结果是延缓而不是避免了帝国的灭亡。从406年起，
西罗马的皇帝们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
达尔人的长期的大规模入侵。他们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0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这一最
大侮辱。最后，也就是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在日耳曼
即匈奴雇佣军军官奥多亚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
这一事件虽然现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只是说明帝国长
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并没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罗马陷落”
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动乱这一传统说法，那就必须确定这一长期然而无情的衰落，直
至湮没无闻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充当应对“陷落”负责的工具的，当然是日耳曼蛮族。因而，有位法国历史学家断
言说：“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这一判断可找到一些理由证明其
正确性，尤其是如果至今还记得：在较早世纪中被称为日耳曼人的无数小部落后来合并
成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较大的政治单位。然而，即使那样，也不是不可抵
挡的游牧部落全凭数量上的优势扫除一切。历史学家们估计，入侵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只
有10万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开德人也只有10万左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
入北非的汪达尔人总共才8万，占该地区土著居民的1%。
所以，问题仍然是——罗马为什么会“陷落”？最近，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虽
然战争显然是灭亡的原因……但帝国的机质性病是经济。”实际上，这一“机质性病”
不仅在罗马帝国，而且在诸希腊化国家、古典希腊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见到。
它们都为生产率低下这一基本问题所折磨。生产率低下是因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
轮子、帆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未能大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
技术阻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看来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的普遍公认
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象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如前
所述，亚里士多德已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
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象追猎“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捕获，“自然是正当
的”。
奴隶制度的影响是有害且多方面的。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操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
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因
而，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当在令罗马圣皮特罗广场坚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
发明者提出了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可闲，宁
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知
道，可直到公元4世纪奴隶来源枯缩之时，才为罗马所采用。
占有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奴隶相联系，从而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
于自由民的尊严；这种倾向也是同样有害的。古希腊散文家普卢塔克说，伟大的阿基米
德并不认为发明各种军用机械是值得他认真研究的，而仅仅把它们看作是他研究几何学
时的消遣。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因为锡腊库萨国王希伦一再恳求他，要他
将自己的学问从抽象运动转向实际事物，并要他通过将自己的推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使它们更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后来备受推崇的一门学科——力学的是欧多克索斯和阿契塔。
他们通过切合实际的试验和运用各种工具进一步证实，某些问题以当时的理论根据是不
可解决的。但是，柏拉图却极为愤怒，痛斥他们，说他们贬低、败坏了优秀的几何学，
让几何学由非物质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为物质的、实用的东西，迫使几何学去利用物
质，从而需要有大量体力劳动介入，使几何学成为奴隶们从事的对象。结果，力学与几
何学相分离，并长期受到哲学家们的鄙视。
奴隶制度通过这些不同的方面，在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数千年中，不
断地阻止技术革新。奴隶制度对国内市场也起了抑制的经济影响，因为奴隶显然无力购
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
帝国结构上这些根本的缺点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帝国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战利
品、贡物、粮食和奴隶而得到遮蔽。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
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决定的。罗马同中国一样，前进
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或开始
缩小，于是，从前隐藏的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
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有用的来源，而现在成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
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官僚机构，现到了收缩时期，证明是难以忍受的。过
度的支出导致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纪时，一个计量单位
的小麦的价格为六个德拉克马，公元276年时涨为200个德拉克马，314年时涨为9000个
德拉克马，334年时涨为78000个德拉克马，334年后不久涨为20O多万个德拉克马。面对
这样的通货膨胀，货币变得毫无价值，在某些场合，又回复到物物交换。物物交换的趋
向随工业不断向农村和外省传播而加速。工业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国交通工
具的恶化和奴隶供给量的下降，后者使发掘新的劳动刀来源成为必需。工业从城市转移
到乡村和大庄园意味着帝国在实行重新分配。大庄园不仅拥有农业劳动者，而且有各种
工匠，因而变得愈来愈自给自足。而大庄园愈自给自足，帝国经济则愈分解为一个个自
给自足的单位。
经济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岁入的减少，帝国
大厦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开始崩溃。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顾一切
地努力以帝国的法令来支撑帝国大厦。但是，帝国的疾病是“机质性的”，而非表面的，
所以一切严格管制虽然起了维持、加强统治的作用，但最终还是没有用的。不过，严格
管制不是帝国衰微的原因，而是试图阻止衰微的一剂无效的药。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所
指出的，“危机先于严格管制”。
因此，西罗马帝国“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经济不
及东部的先进发达。意大利农业从未象中东冲积土流域的农业那样多产。意大利的谷物
产量“平均不过是播种量的四倍”。所以，中欧和北欧的沃土在中世纪的技术发展到能
够有效地开发它们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样，西部的工业也发生得比较迟，普遍落
后于东部的工业。意大利的情况就是这样，高卢的情况更是如此，高卢是西部唯一的另
一个曾有工业根基的行省。所以，虽然整个罗马帝国是因“机质性病”而毁灭，但帝国
的西部最不坚固，首先屈服，而东部则又生存了一千年。
西罗马帝国尽管灭亡了，可确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最显而易见的是物质方面的遗
迹——圆形剧场、竞技场、庙宇、导水管、公路和桥梁。还有就是语言方面的遗产——
欧洲的罗曼诸语言。罗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欧洲和南北美洲许多同家的法
律体系中。今日天主教会的组织和仪式也要大大归功于昔日罗马帝国的组织和宗教传统。
最后，“罗马和平”曾带来长达二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和繁荣，从而留下一个代替希腊人
的城邦独立原则的帝国统一的传统。在此以后的数世纪里，正是这一传统做起全欧洲蛮
族王公们争当大元帅、东罗马帝国统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