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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决心破除垄断，将民营经济引入政府基础建设工程，将民间资金与市场体制引入垄断行业，那么，中国经济将破除对企业规模的病态崇拜，政府大规模的低效投资所导致的债务危机也将迎刃而解，2012年将是更生之年

　　我们度过了艰难的2011年，迎来更加艰难的2012年。

　　经济改革无捷径可走，诗意的浪漫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转型难题。对于中国而言，经济面临双重困境：欧美债务危机导致出口下降，而国内需求短期内无法大幅提振；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拉动投资，进而拉动GDP增长，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面临债务高企、通胀上升的天花板。

　　2008次贷危机，意味着中国的出口红利已经耗尽，维持低价出口、解决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不可能。2009年通过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保持了罕见的高增长，但谁都清楚，在金融危机时期，如此高速的增长是不明智的，以通胀率上升为代价，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而到了2011年，随着全球政府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急剧退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动力日益微弱，2012年到了认真审视经济改革方案、进行第二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候。

　　2012年，注定只能在政策的夹缝中生存。

　　预计2012年CPI将维持在4%左右的高位，而GDP的增速将维持在8%。表面上看，这是个漂亮的、可以接受的数据，不过，考虑到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如果低于8%，将带来庞大的失业人口，考虑到企业正在面临成本上升的煎熬，沿海企业倒闭风潮还在继续，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移民保存财富，这样的数据无法让我们感到欣喜。

　　经济在夹缝中生存有两层含义：第一，政策的腾挪空间很小，稍不小心就有堕入地狱或者遭遇玻璃天花板的危险；第二，所有的行业、企业日子都不太好过，以往寄生在制造企业身上获取高额利润的资源性行业、垄断性行业，甚至包括充当资金掮客的金融机构，都难以恢复镀金时代的风光。

　　中国改革，再次闯大关。

　　改革从来没有现成药方，三十年前，中国财政面临破产境地，倒逼出包产到户、苏南乡镇经济，与以温州为代表的草根市场经济；2003年，中国金融机构面临技术破产，倒逼出中国金融机构改革，注资、上市、风险控制成为关键词；2011年，出口红利消失，倒逼出以破产重组、提振内需、房地产调控为抓手的新一轮改革。

　　2012年是改革的关键年份，中国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能否摆脱权力的狂妄，对市场的尊重，对秩序的一视同仁。

　　中国面对的实体经济环境与三十年前截然不同，中国央企、国有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提升了数百倍，在做大永远比做强重要的环境下，企业的规模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生死铁券。但对于市场而言，企业规模的大小并不重要，区分的只有管理好的企业与坏的企业，只有资产收益率高的好企业与资产收益率低的坏企业。这是市场常识，但在对规模的无度追求中，我们已然忘记了常识，现在必须重提常识。

　　毫无疑问，实体经济遭遇到比2008年更严峻的挑战。2012年，实体企业的倒闭潮会从沿海蔓延到内陆。

　　2011年1-9月，浙江省倒闭企业数2.5万家，比2010年略增加5%，反观2008年，浙江省全年私营企业注销数2.2万家，同比增长10.99%，为近六年最高。截至2011年9月，浙江企业消失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8年全年企业倒闭的数量。

　　小微企业的大规模倒闭是草根市场经济在经济衰退期的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当经济景气周期到来时，小微企业大面积复苏，“野火烧不尽”的特性显露无遗。根据当地统计部门的数据，浙江省新设登记企业数仍远大于吊(注)销企业数。2011年1～9月，浙江省新增企业数10.5万家，比2010年同期增加 10.35%，新增企业数增速大于消失企业数增速。

　　上述数据并不能证明民营企业没有生存瓶颈，恰恰相反，民营企业纷纷推出项目公司规避风险，为可能到来的债务链条崩溃预做打算，显示了民营企业的真正危机：它们无法向上游转移，无法介入政府低效的投资公司的管理，而投入的所谓高科技如光伏等行业严重产能过剩。

　　如果政府不能真正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如果垄断性行业继续寄生在传统的制造企业身上，而制造企业以避税为赢利秘诀，政府则以大规模的税费保持高于GDP的财政收支，2012年中国经济将不容乐观。

　　如果政府决心破除垄断，将民营经济引入政府基础建设工程，将民间资金与市场体制引入垄断行业，那么，中国经济将破除对企业规模的病态崇拜，政府大规模的低效投资所导致的债务危机也将迎刃而解，2012年将是更生之年。

　　有太多的如果，因为我们无法确认改革者的决心，以及推动改革的执行力。因此，2012年，是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极不确定的一年。